也正因为这一点，得闻国学的王粲几乎将《知行录》奉为至宝，日夜苦读。
如果说此前他觉得魏哲乃乱世之枭雄的话，那么读完《知行录》之后王粲则几乎将魏哲视为上古三代之圣王，彻底的心服口服。
没办法，实在是魏哲的理论太合王粲的理念了。
于是在这场思想战争爆发之后，王粲的表现简直堪称学术界的“吕布”。
针对襄阳学宫主张的“纯任德教”“天下太平可废刑罚”论调，王粲直接做《太平论》以抨击之，立场鲜明的表示，乱世更需刑罚震慑，法治是匡正时弊的必要手段。
而当宋忠表示一旦纯儒治国，众贤在朝，天下自可太平的说法，王粲则又是洋洋洒洒数千言，做《儒吏论》批判当今俗儒的迂腐与贪鄙。
王粲甚至在《儒吏论》公然提倡“儒法合流”，建议宋忠多读读法家之言，学习学习具体的治国之道，以免口出无知之言，贻笑于大方之家。
一时间，偌大的襄阳学宫，千余名士子，竟然被王粲一人镇压。
没办法，谁让他们无论是经义还是文采都比不上人家呢！
要知道王粲所做的《太平论》《儒吏论》甚至连荆州的今文经学一脉自己都忍不住佩服，甚至搭配着《知行录》来看，渐渐有些倒戈的意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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