至少他的这句评价，与刘继隆的见解偏近。
李德裕和牛增孺二人风格不同，全因政见不同。
站在牛僧孺的视角，大唐已经是风中残烛，经不起折腾了，因此他的执政风格就是“别折腾”。
在他看来，大唐已经烂到根了，任何需要折腾的事情，哪怕为百姓好的政策，也会在执行过程中成为负担，压在百姓肩头。
与其大刀阔斧改革但却落不到实处，还不如认真搞好救灾工作，同时尽可能裁掉不必要的冗官冗员，尽可能让大唐缓慢且体面的死去。
李德裕则是与之相反，他觉得大唐还有救，因此用人做事讲究“事功”。
于他而言，只要官员能把事情做成，哪怕过程和结果中产生过错，也可以原谅。
只是可惜，二人代表的只是各自，他们代表不了身后的所有人。
牛僧孺虽是牛党魁首，但实际上却是个摆在明面上的“牌位”，真正长期执政的是李逢吉、李宗闵、白敏中这些人。
这些人怎么想和怎么做，都与牛增孺所想所做不同，李德裕那边虽然稍好些，却也没什么区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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