永徽三年即将画上句号，元日本该是举国欢庆、阖家团圆的时刻，可李治的心情却异常沉重。
君士坦丁堡虽已被唐军收入囊中，但后续与西方联军的对峙和周旋，显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财力。
朝堂之上，众多大臣纷纷上奏，言辞恳切，他们的意思十分明确——停止西征。
其中一位大臣的观点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。该大臣在奏折中写道：“陛下，无论是什么民族，皆无法以暴力强行征服，唯有收其心，方能使其心悦诚服。单纯依靠武力镇压，只会激起民众的反抗，难以实现长久稳固的统治，唯有通过文化交融、政策怀柔，方能赢得民心，稳固我大唐在西方的基业。”
然而李治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。
他亲自提笔，在奏折上批复道：“无论何族，皆可用暴力征服。”
“即便我汉人，历史上亦不乏以武力定乾坤之时。”
“若未能征服，不过是手段不够狠辣罢了。”
在李治心中，强大的武力是维护国家尊严、建立统治秩序的根基。
面对西方势力的顽强抵抗，唯有展现出足够的强硬，才能让他们彻底臣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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