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留着寸头的男人正捧着搪瓷大碗吃面条，呼噜呼噜的，汤洒在柜台上，顺着木纹往下流，他也懒得擦。
“老板，买电视要啥手续？”陈乐问。
男人头也没抬，含混不清地嘟囔：“啥手续？钱呗。”
陈乐没说话，从蓝布兜里掏出一捆钱，“啪”地拍在柜台上。
崭新的大团结用牛皮筋捆着，红得晃眼，惊得男人手里的筷子都掉了。
他赶紧放下碗，用袖子抹了把嘴，脸上的油腻混着讨好的笑：“哎哟，兄弟，刚才没说清楚。还得要工业券，要么就得排队，排到开春都不一定轮得上。”
“行，我去弄券，一会儿来。”陈乐转身要走，突然听见旁边传来尖利的吵嚷声——卖自行车的柜台那边围了一圈人，吵得正凶。
“你这老同志咋回事？没钱还在这儿磨蹭，耽误我做生意！”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营业员叉着腰，嗓门比喇叭还响，唾沫星子喷了对面男人一脸，“我跟你说半天，你倒好，兜里比脸都干净，逗我玩呢？”
被围在中间的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，衬衫袖口磨得发毛，胳膊肘上还打了块补丁。
他手里攥着个被割破的口袋，急得脸通红，眼镜都滑到了鼻尖：“我不是没钱！钱被偷了！你看我这兜都被割烂了！我是来给儿子买自行车的，他上学要走八里地……”
“少在这儿编瞎话！”另一个卖毛线的营业员凑过来帮腔，撇着嘴，“偷钱？我看你是想偷自行车吧？”
“就是，没钱别装大款，浪费我们时间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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