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扬·埃里克·奥尔森与克拉克·奥洛夫森，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，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，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之后，因歹徒放弃而结束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这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，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，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，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，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。更甚者，人质中一名女职员克里斯汀竟然还爱上劫匪奥洛夫森，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。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六天之久，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。在出人意料的心理错综转变下，这四名人质抗拒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。
这件事激起了社会科学家的兴趣，他们想要了解在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，到底是发生在这起斯德哥尔摩银行抢案的一宗特例，还是这种情感结合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。而后来的研究显示，这起研究学者称为“斯德哥尔摩症候群”的事件，令人惊讶的普遍。研究者发现到这种症候群的例子见诸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，从集中营的囚犯、战俘、受虐妇女与**的受害者，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体验。
这种屈服于暴虐的弱点，就叫“斯德哥尔摩综合征”。
当然，希芙倒也不至于真的这样，只是……很难形容现在希芙的心理状况。
“你真的愿意帮我？”
格尔有点难绷的问道。
老实来说，他绑架希芙，自然没想过把希芙发展成下线之类的东西。
他和希芙倾述，也只是个人需求而已。
这种情绪并不稀奇，实际上每个人都有倾诉欲，或多或少而已！
每个人都需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不同的角色，符合不同的角色期待，这被心理学家荣格称为“人格面具”。人格面具是对自我人格的伪装，是我们希望别人看到的样子。例如，我们希望在导师心中自己是一个勤奋上进的人，我们希望在伴侣心中自己是一个温柔贴心的人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习惯于在熟人面前建立自己的“人设”。这样的“人设”决定了哪些想法可以在熟人面前表露，哪些想法不能在熟人面前表露，我们担心真实的自己不被熟人所接纳和认可，担心违背“人设”的行为会导致熟人的指责和否定。早先建立起的“人设”制约着我们真实的个人呈现，因此往往需要一个宣泄口。陌生人并不了解我们此前建立起的“人设”，他们是最好的宣泄口。我们可以放心地对陌生人畅所欲言，表达自己隐藏起来的其他人格，而不必担心与之前的人设不符是否会影响人际关系。我们相信陌生人可以接纳我们平时刻意回避的、难以启齿的问题和缺点，因为和陌生人的交往脱离了既定的社会角色和身份认知。这就是我们觉得和陌生人交往更加“安全”的原因所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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