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农耕文明的时代，只要还没达到土地资源与气候条件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，这一套工具基本都是有效的。
但是因为土地集中、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，文明形态突破了这种承载上限时，阶段性的秩序崩溃又几乎是必然的，任何一种工具都解决不了。
直至近代，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，才有了突破农耕文明承载上限的可能。
儒家研究的对象是“人与人”，它的价值，不论是过去、现在与将来，也主要作用于这个领域，不能将之万能化，它不可能去指导一切。
后世的理学与心学，都对经学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修订与延伸，有将之万能化的企图，却没有清晰完整地阐述子学的格物，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。
到了两千年后的明末至满清民国时期，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，以儒家为工具，却集中了儒家思想自经学以来被赋予的、几乎所有的“苛”。
彼时所谓的儒家只剩下了一张皮，堕落为僵化的礼教体系。所以在后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中，推翻这个礼教体系不仅是一种必然，也是一种必须。
“批儒”是我们一道绕不过去的槛，但要看批什么、怎么批？
在“人与人”这个领域，我们得到认知以及检验认知的方法，以及它所体现的核心思想，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所留下的财富。
至于被工具化的礼教体系，就让它随着旧时代一起埋葬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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