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继隆所想的，就是依靠社仓制度，多多培养教习下乡，衙门只负责教习俸禄，不再负责学子的纸笔砚墨。
只要停下提供纸笔砚墨的制度，衙门就可以省出大笔开支去安排教习下乡。
不过问题也摆在眼前，纸笔砚墨造价高昂，平民无疑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压力。
所以自己必须先解决纸笔砚墨的成本问题，起码要将价格打下来些才行。
五六十年代的扫盲手段，刘继隆也曾考虑过，但他思考过后便觉得不现实。
首先建国初的文具物价是国家统一定价，价格低廉，只要不买钢笔和书包，采用布包和铅笔，普通百姓在文具上的消费也不过三五块钱，而当时一个农民每天上工，一个月的工分就价值六块钱。
生产力的不同，让刘继隆只能抛弃这种快速扫盲的方式和手段。
所以摆在他眼前的，只有招募大量教习下乡扫盲这一条路可走。
相比较学子纸笔砚墨的价格，教习的俸禄便显得很便宜了。
不过在推广这种变相的基础教育前，刘继隆还是得继续走精英路线，培养出一批毫无背景的官吏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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