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联则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,暗戳戳地讽刺国事糜烂而群鸦呱噪,领袖空有形象而无法凝聚人心。
最后一联是说自己任教的位于城西李公桥附近的辅仁大学,那里属于教会学校,尚未受日寇统治,每天上班可以短暂脱离日寇控制,竟然成了最令人欣慰的事情。
全诗极尽曲折含蓄,堪称带着镣铐跳舞,不失为绝望中咏叹沦陷景物及沦陷生活的佳作。
而老头到了后期,作品的风格全然大变。
比如老头给自己拟的《墓志铭》:中学生,副教授。博不精,专不透。名虽扬,实不够。高不成,低不就。瘫趋左,派曾右。面微圆,皮欠厚。妻已亡,并无后。丧犹新,病照旧。六十六,非不寿。
这是老头晚年推行的“俗化”风格,但是周至认为这与其说是“风格”,不如说是一种带有嘲讽和自嘲的戏谑。
“俗化”本身,的确是一种风格,尤其是体现在词作当中,而且是非常不容易的。
宋代婉约派领袖李清照,就是其中的佼佼者,俗语和口语在易安诗歌里信手而来,却出奇地精彩。
“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”,堪称五千年难得比肩的佳句。
但是老头的“俗化”,明显不再此列。
如今很多文人那样,还特意写论文舔老头这样的行为,将老头这种游戏作为,强行拔高到和李清照的“俗化”并列。
周至在这方面相当老实,他当然不会像那些人一般瞎捧,反而借着和老头讨论诗词音律,对老头提出了委婉的批评,表达出诗歌作为意向传递的媒介,能够带给人心的美感与触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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